高适与岑参比较

高适、岑参是盛唐诗坛的重要诗人,文学史研究中,学者们通常把他们放在盛唐边塞诗的视域内进行对比观照,本文中笔者则力图从作家各自独特的身世经历、感知表现边塞生活的视角、诗歌审美追求等方面,寻找新的切入点,作些探讨,以期准确把握这两位作家的创作个性。

一、诗坛登台谢幕不同

在群星璀璨的盛唐诗坛上,高适、岑参是两个创作个性鲜明的重要作家。在他们初放歌于诗坛之时,即引起人们高度的关注。高适“每吟一篇已,为好事者称诵”(《旧唐书·高适传》) ;岑参“每一篇绝笔,则人人传写,虽闾里士庶,戎夷蛮貊,莫不讽诵吟习。”(唐杜确《岑嘉州诗集序》) 。

高适、岑参驰骋诗坛恰在玄宗开元十一年(723)至代宗大历四年(769)之间,正是盛唐由极至而衰的时期,他们创作的生命期、感悟生活的视焦点、情怀的主导面等等,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,这大概是后人把他们相提并论的原因之一。但是,他们诗歌的个性却大异其趣,无论是他们的起步之作,还是他们的代表作,乃至他们的谢世之音,均有着很大的差异性。

从他们诗歌的内容格调演变的轨迹看,高诗先悲后壮,岑诗先壮后悲,悲壮诗风异向同构,既演绎着他们的峥嵘人生,又涂抹着盛世色彩,更张扬着诗人各自独特的个性。

二、厚积薄发路数不同

高适出生时,恰“武周革命”结束;到玄宗登基,正是他读书求学之年。玄宗前期励精图治,四海升平,展现在高适面前的是一片光明前景。虽然他父亲早死,由南而北辗转,客居宋州(今河南商丘南) ,但是,在将门家风的影响下,他学书学剑,非常自负,雄心勃勃,以为获取公卿,指日可待。

岑参则不然。他幼年丧父, 早岁孤贫。其《感旧赋》说:“志学集于荼蓼,弱冠干于王侯。荷仁兄之教导,方励己以增修。”意谓因有志于学业而备尝家道中衰后的各种艰辛。他从兄长受书,严格自我磨砺,增进修身养性,践行的是儒家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传统,这与高适“性拓落,不拘小节,耻预常科,隐迹博徒”大相径庭。

三、诗写人生情感不同

高适、岑参都是二十岁西游长安开始用诗歌抒写人生的。只是他们释褐初授官时,高适已步入人生老年期。岑参则正是而立之年。不同的生活阅历、多采的诗笔艺术,盛唐气派的情怀激荡,定型了他们诗歌情感的差异性。

综观高适的歌情感主流构成,大略有这样几个方面:

其一,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。在《苦雨寄房四昆季》中写道:“泥涂拥城郭,水淹盘丘墟。惆怅悯田农,徘徊伤里闾。曾是力井税,曷为无斗储。万事切中怀,十年思上书。”此诗揭露了盛世阴暗面。

其二,对权贵当道、寒士失路的激愤之情。诗人长安首试失利,即敏锐地抓住了背后的真正原因所在:“白璧皆言赐近臣, 布衣不得干明主”(《别韦参军》) ,所谓升平盛世的“明主”,却原来只知宠任近臣。

其三,达观、执著的用世之情。高适是个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政治激情的诗人,在挫折与困难面前,坚韧不拔,深信自己终有用武之地,故诗中洋溢着达观、执著的用世之情。”针对开元年间东北边地的不安宁,他认为“边尘满北溟,虏骑正南驱。转斗岂长策,和亲非远图。”(《塞上》)

岑参出身于家道中落的相门。他把复兴世业的希望寄托在“献书阙上”,故而“厚积”所在是“文章”。

流荡在岑参笔端的诗情主流由这样三部分构成:

一是对祖国壮美河山、奇景名胜的怡然陶醉。他把嵩阳山中“竹深喧暮鸟,花缺露春山”的秀美景色当作说不尽的“胜事”(《丘中春卧寄王子》) ；阳节的黄昏,匹马行在山中,虽为苦辛远行客,仍钟情于“山风吹空林,飒飒如有人。

二是对“同是宦游人”及僚友的一腔真情。同游长安、灞桥相别,久久伫望,依依不舍:“桥回忽不见, 征马尚闻嘶”(《浐水东店送唐子归嵩阳》) 。王昌龄远谪江宁,诗人于行前之夜相邀话别:“北风吹微雪,抱被肯同宿”;于深切的同情中见义愤:“对酒寂不语,怅然悲送君。明时未得用,白首徒攻文。泽国从一官,沧波几千里。群公满天阙,独去过淮水。”(《送王大昌龄赴江宁》) 。

三是壮别天涯的深沉思恋。作为军幕书生的岑参,辗转西域广袤边陲,可谓壮别天涯,心中郁结复杂的思恋是情之必然。言其“深沉”,是说其情怀中亲人之思、挚友之思、故乡之恋、庙堂之恋交织在一起,而非一般的儿女之情。

整理：小猫